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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人,这些事 唐耀

2013-12-26  点击:[]

那些人,这些事

唐 耀

1994年夏天,由于高考发挥失常,我以第三志愿被青岛大学管理科学系(后更名为市场学系)市场营销专业录取。那年我18岁,高考算是我的成人礼。18年后,当我身处雾霾笼罩的北京,回想在青大度过的日日夜夜,记忆中的那些片段像雨后蟾蜍般一个个蹦出来,清晰而有力。

“挣大钱的”
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这样写到: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。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,既是时代的幸运儿,也与它一起经历着变动与阵痛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国家推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,为了建设高水平大学,全国出现了高校合并的浪潮。1993年,青岛大学、山东纺织工学院、青岛医学院、青岛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新的青岛大学。合校之后自然就要扩大招生规模,于是像我这样的第三志愿报考生也被“鲸吞”进来。按照父亲的话说,我算是“沾了政策的光”。

我是被调剂到市场营销专业的。这个专业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。1992年初,邓小平发表“南巡讲话”,肯定了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懂市场、懂管理的人才,这个专业应运而生。记得拿到通知书时,我对“市场营销”感到十分困惑,求教于高中班主任老师,他瞅了半天,憋出四个字:“挣大钱的”。

入学时,我们的系主任是陈德耀老师,他讲课极富激情,颇具煽动力。上课时,总是撸起两只袖管,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,声音洪亮而富有节奏感,不由让人联想起革命年代的“街头演说家”。2008年夏天,班里组织毕业十年聚会,邀请陈德耀老师参加,他那时已退休,席间多沉默不语,一旦撸起袖子,又慷慨激昂,“革命家”的风采不减当年。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教市场营销的郑丹老师,矮胖的身材,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眼镜,说话柔软,没有侵略性。他们那批老师算是中国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拓荒者。

市场营销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。为了获取实践经验,从大二开始,班里同学纷纷外出打工。先从最初级的工作干起,发传单、搞促销、做市场调查、上门推销……那是我们发掘自我、接触社会、入世成长的第一课。后来,班里几个同学发起成立了青大市场营销协会,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企业和学生之间搭建合作桥梁,说白点就是一个“市场中介组织”。大概因为我的字和文章写得不错,也被邀请加入,还封了一个“宣传部长”的头衔给我,主要负责宣传策划,其实就是一个“写海报的”——十几年后,我突然发现,我在单位干得还是这个工种。人生是个连续的过程,环环相扣,理解了这一刻才能知道下一刻。

当时我们选择专业都有些盲目,哪个热门就报哪个,很少考虑自己的喜好。更不用说像我这“拉郎配的”。一年多下来,我发现自己对经济学提不起兴趣,决定另寻出路。柏杨说,年轻气盛时,命运即便是老虎,屁股也是敢摸。那时的我有一种向上的愿望和不服输的劲头,不甘心受命运摆布。大三伊始,我开始准备考研,选择了北大政治学专业,后来如愿考取,想必与“挣大钱”再也无缘了。多年以后,有人开玩笑,说我先读“经济基础”,再读“上层建筑”,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。

文学青年

帕慕克说:文学是药,而我就是那个每天必须服用一勺药的病人。对我来说,文学是梦,是青春的色彩和想象力,用来构造一个美好却与世隔绝的空间。那时,很多课余时间都用来大量地阅读,读先锋文学,读布老虎丛书,读王朔的小说,逮啥读啥,从不挑挑拣拣。1993年,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出版,一直很想买来读。一次,利用勤工俭学挣了13块钱,我立马跑到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的,字如蚊蝇大,却看得如饥似渴。后来,这部小说在班里争相传阅,等回到我手里时已是残破不堪。那些关于青春、叛逆的能量,吸收之后再宣泄出去。

后来尝试着自己去写。从模仿开始,先是模仿鲁迅玩深沉,后来模仿王朔,又开始颠覆自己,拒绝崇高。这种摇摆和转向,大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绪。我写了一部短篇小说,投给校内刊物《青大园》,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。居然刊登了,当然只是摘登,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正式变为铅字,这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虚荣心。文章末尾还附着一则启事:请作者速与本刊编辑部联系,领取稿酬。后来,我没有去领取那笔稿费。大概是因为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,有点难为情。我还记得那篇小说的开头——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。

追逐文学的道路上,也充满了不少“坎坷”。有一次我外出回来,看到当时的女友正在宿舍对着我写的小说发呆。见到我,满脸不悦,质问道:“你怎么还写这个?”我满不在乎,“写这个怎么了?爱好嘛!就像你爱吃辣白菜。”“你脑子里怎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,以后别写了。”说完摔门而去。她可能觉得文学青年不大靠谱。

如今,再去翻阅那些稚嫩青涩的文字,内心仍激动不已。它们记载了一个年轻人最初的涉世心情和对生活的原始构想,仿佛是一面镜子。淳朴的反面不是世故,而是经历。在经历了太多世事之后,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纯净的文字,也没有了“月上柳梢头”那样的心境。“那个时候,我们有梦,关于文学,关于爱情,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那是梦破碎的声音”。

睡在上铺的兄弟

我们的宿舍在西院2号楼B区,一共住了六个人:我和“老虎”来自淄博的同一个县,两家相距不到5公里,我俩从高中就是同学,大学又一起厮混了四年,毕业后各奔东西。我去了北京,他则辗转奔波,十年后居然又在北京重聚,人生兜兜转转;老杨是济宁嘉祥的,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,留着一撇小胡子,活像前朝师爷;“科子”是枣庄滕州的,喜欢写作,为人孤傲清高,不入流俗,毕业后这厮居然干了卖房子的营生,令人大跌眼镜;“大波”是烟台芝罘区的,家境优越,人极聪明,后进了一家大型葡萄酒企业,据说已混到总裁助理的职位;培亭是烟台海阳的,肤色黝黑,矮壮敦实,为人宽厚,是我们宿舍的“老大”,去向不明。

我们的青春是在教学楼、图书馆、4号楼(西院女生楼)下、麦岛市场、录像厅、足球场、小酒馆之间度过的。那时,我们年纪尚轻,对人类的苦难一无所知,即使忧愁,也无关生计。每天背着书包,在校园里晃来晃去,心安理得地翻几页书,然后溜回宿舍聚众打牌。晚上集体卧谈,话题总是以忧国忧民始,以校园里的某个女生终。彼时,我们内心都渴望谈一场态度认真的恋爱。为了增添点个人魅力,我们决定学一门乐器:大波学吉他,老虎学笛子,我选了口琴。那段时间,楼道里各种“噪音”此起彼伏,琴瑟相交,民怨沸腾。后来,只有大波仍然坚持“扰民”,听着也离弦走板的。

那时我们精力旺盛,到处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。踢球大概是治疗“青春多动症”的最佳药方。当时校园里没有铺草的场地,也没有塑胶场地,只有一块土坷垃地,带起球来,一骑绝尘。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,我们也能不知疲倦地连续奔跑、折返、起脚、射门。与教学楼的刻板结构相比,那儿有一种野性与自由。我们宿舍几个人,除了大波因走位飘忽不好定位,我、培亭、老虎分别踢前锋、中场、后卫三个位置,基本构成了“班队”的中轴线。等操练得有模有样了,我们也斗胆挑战人家,但每回比赛都踢不完。球队里有个“刺头”叫大成,好打抱不平,经常踢着踢着就跟人打起来。他练跨栏的,一米九几的大个,有两条大长腿,“打遍青大无敌手”。

1997年夏季的一天,老杨突然离世。经诊断,他患的是一种心脏疾病,叫“阿斯综合征”( 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)。医生赶到时,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。那年他只有22岁。老杨酷爱诗词歌赋,喜练书法,清晨早起散步,晚上宿舍熄灯后,则在楼道里一个人就着昏暗的灯光踱步看书,还是散步。他是学中文的料,长于想象,却阴差阳错地读了市场营销,经世济用,颇感怀才不遇。有时半夜醒来,看到他双眼圆睁,或闭目独自叹息。他一直阅读、散步,直到去世,从未试图证明什么,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了他的秘密。据说,我的一个同学留着他的日记,那里面或许记载着他的志向,他的心事,他暗恋的女孩。后来,我们寻觅了一片干净的海面,把老杨的遗物抛入大海。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,应是属于大海的。如果老杨不死,他今年38岁。重逢总是比告别少,只少一次。

1998年7月,是毕业的季节。离校前的那个傍晚,暮色渐起。我们宿舍六人围坐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,讨论告别的方式。喝酒——有人不会喝;唱歌——有人不会唱。后来,有人小声地提议,那每人说一个别人的缺点吧。众人附和。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校园里,是否还流行这样的告别?

2004年,借着出差的机会,再次回到青岛。车子驶过青大,隔着车窗远远望去,校园里新添了不少建筑,周围环境变得面目全非,难以辨认,以前混乱嘈杂的麦岛市场已被夷为平地,取而代之的是挺拔的高楼大厦和高尚社区。我的记忆被封存在一堆钢筋混凝土中,变得遥不可及。或许,在经历了物是人非之后,我对这里的最大眷恋是,我的青春依然滞留在那里,不可取回,无可置换。

唐耀,男, 1976年6月生,1998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市场学系市场营销专业,现在中央国家机关某处任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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